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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畢節走出去的“穆司令官”穆永康
      作者:文|翟顯長  發布日期:2022/7/27 閱讀次數:
      圖為七星關區亮巖鎮太極村(畢節試驗區 陳再雄 攝)
        穆永康(1885—1941年),又名穆永保,字守先,出生于原畢節縣(今七星關區)燕子口區亮巖鄉太極村老虎包山腳穆家灣的一個貧寒家庭。從13歲到21歲,穆永康讀了8年私塾,以優異成績考取貴州陸軍小學,29歲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曾任師部副官長、司令部副官長、師部參謀長、旅長、獨立混成旅旅長等職,成為清末民初黔軍一名優秀將領。因其在抗戰期間曾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總司令,家鄉亮巖鎮太極村一帶的百姓,至今都敬稱穆永康為“穆司令官”。
        在太極,穆永康曾有幸得到秀才名師劉文之先生的教育和資助;在黔軍,穆永康曾與青年時代的畢節一中老校長李仲群先生短期共事;在廣西六寨的“貴州抗日救國軍”,穆永康曾資助貴州地下黨負責人秦天真外出尋找黨中央——

      尊師重教的儒將楷模

        按2021年出版發行的《清水鋪教育志·人物篇·劉文之》記述,穆永康幼年“失怙”——父親穆肇基早已逝世,由母親張氏撫養成人。因家境貧寒,穆永康很小便放牛割草。有一次,穆永康來到河邊,一邊放牛一邊游泳摸魚捉螃蟹,玩得太投入了,牛跑出去吃光了舅舅張松亭家地里半升種子的苞谷苗……舅舅罰穆永康跪三天三夜,穆母來為兒子向哥哥求情,卻被罵了幾句難聽話:“別看你家幾個兒子,長大了,都是一坨牛屎粑!”這幾句話對穆永康刺激很深。
        私塾老師劉文之的出現,改變了穆永康的命運,讓他最終走出了大山。劉文之(1867—1945年),又名文衡,字在璣,號翰屏,原畢節縣(今七星關區)普宜鄉五聯保小埡口(今清水鋪鎮紅巖小埡村)人,35歲時才在趙惟熙(字芝珊)擔任貴州學政時考取秀才,一生以教書為業,曾在小埡口自家屋里辦學,也曾應聘到阿市彝族土目楊仿巖家做過家庭教師。按穆永康遺作《劉文之先生神道碑序文》中的記述,早在1898年,自己就帶著幾個弟弟進入劉先生創辦的私塾就讀,一讀就是8年,直到21歲離開太極。
        (一)
        癟嘴鴨,轉進石夾夾,夾夾卡倒嘎嘎嘎;
        細腰蜂,飛入竹筒筒,筒筒籠住嗡嗡嗡。
        (二)
        彎腰桃樹倒開花,蜜蜂仰采;歪脖石榴斜開口,鳥雀橫餐。
        (三)
        上講臺,眼觀十八學士;下校場,指點百萬雄兵。
        據《清水鋪教育志·藝文志》一篇文章《劉老師教對聯》表述,劉文之、穆永康師生之間,老師出學生對,留下了這樣一段對聯佳話,三副聯語三則逸聞趣事。尤其是穆永康脫口而出對完第三聯后——“劉先生聽了,非常高興,當即走下講臺,拉著穆永康的手,拍著他的肩膀說:‘對得好!對得好!人小志氣高,將來必成大器。等你下校場,指點百萬雄兵的時候,先生我可要吃你的俸祿嗷!’‘謝謝恩師栽培,若將來還有所建樹,一定侍奉恩師!’”
        因為心里銘記著舅舅那幾句話,穆永康發憤攻讀,學業大進,名列該私塾18名弟子之首,因而受到劉先生的格外器重,不僅在知識上傾囊相授,而且在經濟上慷慨相助。劉先生“髫年失怙”,事母至孝,28歲那年考秀才落第后,曾輾轉求得時任貴州學政嚴修(字范孫)手書“壺德芳堅”4字匾額旌表。1909年,年逾不惑的劉先生還在為80高齡的母親請求旌表,朝廷已經批準建坊立祠,卻因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而未能如愿。一樣“髫年失怙”的穆永康,肯定特別理解、羨慕、敬佩老師的孝行。二人有“師弟之緣”,彼此惺惺相惜。
        1904年,清廷宣布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劉文之根據凡開場之地可以抽稅籌款興學的新政策,向當地政府稟告并開設了水田壩太極場學堂,自己挨家挨戶勸家長送孩子入學,盡心竭力。他秉承家學淵源,治學嚴謹,所教弟子大多有所成就,穆永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1906年的某一天,劉文之告訴自己的得意門生:“你所學到的知識,已經與我不相上下。要再當你的老師,我已不能勝任。你若能到國家正規學府學習深造,前途不可限量。”穆永康當時已有到省城報考軍校的想法,卻苦于沒有路費。老師善解人意,取白銀兩錠予以資助。抵達貴陽后,在所有考生中,穆永康以作文《格物致知論》名列前茅,考取貴州陸軍小學第一期。1909年,穆永康畢業投入新軍,成為優秀士官,積極參加貴州辛亥革命相關活動。
        1914年,穆永康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步科學習。保定在河北,路途遙遠,穆永康抑郁返家,又在為路費發愁。劉先生得知情況后,帶著穆永康前往阿市楊仿巖家,借到了20兩銀子。劉先生怕路費不夠,又贈送穆永康兩錠銀子。穆永康知恩圖報,事業有成之后,親自將所借阿市楊家銀子十倍奉還。他還要幾十倍償還恩師,劉先生卻說:“我是贈送你的,又不是借給你的,還什么?”為感先生大恩大德,穆永康不僅接劉先生去貴陽奉養了一段時間,還出錢在普宜區區公所背后為劉先生建了一座“神道碑”,自己親筆題寫《劉文之先生神道碑序文》:
        翰屏先生,前清茂才,君子人也。髫齡失怙,敏而好學,孝母恭兄,人言無間。其養蒙也,寬嚴相濟恒之,胡瑗許衡是銘。
        歲乙未赴童子試,嚴范孫學政取列草榜,未錄。恐終不能顯揚,稟請學院給匾慰親,蒙賜“壺德芳堅”四字以旌其廬。壬寅冬赴趙芝珊學政科考,入游泮水。癸卯科赴棘未中,繼而前清停科興學。先生以作人為心,復以開場抽厘籌款興學,稟憲開設水田壩太極場學堂。其勸學也,無不盡心竭力而為之。
        宣統元年,太師母壽耋,先生又為母請旌,得蒙允,準以建坊入祠。殊此志未遂,而清運即終,辛亥反政。先生以高尚為心,樂饑泌水,衡門棲遲,意以為興。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后?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心?恍惚蹉跎,不知老之將至。
        戊戌歲,率諸弟負笈相從者八年,入黔陸軍肄業。其后赴鄂到燕,自粵至蜀,置身軍籍者十余年。馳驅奔走,殆無寧日,未獲親炙光儀,竊有此。槍林彈雨之余,不忘化雨春風之教澤,特建神道之碑,以志師弟之緣,并述先生之匡助,以為后學之坊表云耳! 
        是為序。
        今天再讀這篇筆者據劉先生后人手抄資料校訂分段的序文,我們不能不佩服穆永康的文筆才情。將老師“寬嚴相濟恒之”可“為后學之坊表”的教澤,比附北宋胡瑗、元朝許衡兩位大教育家;活用《詩經·陳風·衡門》中“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典故,稱頌先生隱居臨流、樂道忘饑的高尚人格;以“赴鄂到燕,自粵至蜀,置身軍籍者十余年。馳驅奔走,殆無寧日”20余字,概要敘寫自己十幾年來戎馬倥傯的艱辛繁忙;以“槍林彈雨之余,不忘化雨春風之教澤,特建神道之碑,以志師弟之緣,并述先生之匡助”30余字,表達自己對恩師的由衷感念;僅僅用400余字,不僅敘寫了老師大半生的簡歷,還傳遞了清末民初畢節、貴州社會發展的隱隱風雷……稱穆永康為“儒將”,并不為過!

      思想進步的黔軍將領

        創辦于1912年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清朝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北洋陸軍速成學堂,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規陸軍學校,也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規模最大、設施最完整、學制最正規的軍事學府,被譽為中國“將軍的搖籃”。蔣介石、陳誠、張治中、顧祝同、白崇禧、傅作義、劉文輝、薛岳、鄧演達、葉挺、董振堂、趙博生、陶峙岳、張克俠、何基灃等,都曾有過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求學的經歷。
        據天柱縣《近現代人物專題·北伐名將王天培》等史料記載,因為思想比較激進,穆永康剛入學不久即被拘捕下獄。1914年,穆永康與貴州同學王天培(1888—1927,武昌起義時被戰時總司令黃興任命為鳳凰山要塞司令,護國軍黔軍驍將,曾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央直轄黔軍第一獨立旅旅長,北伐戰爭時期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長兼左翼前敵總指揮)、吳國梁(1888—1932,又名吳勉安,松桃人,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教導師參謀長、貴州省警備司令等職務)一起去了北京。當時袁世凱包藏禍心,北京城偵探密布,凡言行激進者,皆誣以“謀刺”或“危害民國”等罪下獄。穆永康、吳國梁與王天培三人,思想激進,口無遮攔,被密探跟蹤。穆永康、吳國梁最先被捕下獄,罪名是謀刺袁大總統。原本已經脫險的王天培,卻到監獄“自首”,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得貴州籍同鄉國會議員營救,查明三人皆保定軍校學生,三人方獲釋回校。
        “穆永康”這個名字,僅在《貴州陸軍沿革實錄》里的軍隊序列中偶爾看到,《畢節地區志·人物志》里也只有不到500字的文字記述。以下是其辛亥革命后的大致履歷——
        1916年夏天,穆永康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回到貴州,在黔軍袁祖銘部任連長、營長,后升任暫編貴州陸軍第1師師長王文華的副官長。1921年,袁祖銘任黔軍總司令,穆永康任司令部副官長,后轉任貴州陸軍第2師參謀長。1922年,滇軍第二次入黔驅袁,穆永康受袁祖銘之命,赴廣州向孫中山求援,此時適逢漢陽兵工廠催袁提取預購的5000支步槍、50萬發子彈,約定在湖北宜都交付。穆永康受命率部分官佐及徒手兵數千去湖北宜都,以這批武器裝備整編部隊。部隊編入黔軍第四路軍劉輔卿部,穆永康任指揮部參謀長,后任第七旅旅長。1925年8月至1926年4月,穆永康任貴州陸軍第1師參謀長和中央陸軍暫編第9師獨立混成旅旅長。1927年,袁祖銘在湖南常德被湘軍周瀾設計槍殺。穆永康此時已看不慣各地大小軍閥之間因爭奪地盤而常年發生的混戰,便毅然脫離軍界,在貴陽花溪定居當起了寓公。
        也就在這一段時間里,他與畢節同鄉李仲群有了交集。畢節一中退休教師李樞為父親作傳,在《李仲群傳》的18—22頁,斷斷續續地記述了穆守先和李仲群的交往——
        畢節人穆永康,字守先、又名穆守先,時為袁祖銘總司令部副官長。穆早年入貴州陸軍小學,辛亥革命時參加起義,擁護貴州大漢軍政府。民國成立后,入保定陸軍學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后在黔軍袁祖銘部任連長、營長,一直升遷至司令部副官長。
        1921年夏天至冬天,是李仲群最為艱辛的日子,賦閑貴陽,已有家室……體弱多病的父親也隨行,挈婦將雛,扶老攜幼,家庭不堪重負……正當仲群徘徊歧途之際,是年年底,穆守先邀仲群前往湖南長沙為袁祖銘運貨,此舉對仲群而言,真是“雪中送炭”!
        1923年,唐繼堯滇軍入黔驅袁,逃到云南的劉顯世也借機反撲。穆守先奉袁祖銘之命到廣州求救于孫中山,仲群與之同行,幫他辦筆墨。他們行至上海,穆和仲群商量,廣州方面有王伯群、何應欽包圍,他們都是袁的仇人,前去無益,不如回漢口,到漢陽兵工廠取槍。
        袁祖銘在漢陽兵工廠訂購了5000支槍,子彈50萬發,約定運至宜都起岸;同時派許開鳳、何厚光二人率徒手兵數千人到宜都取槍,在宜都整編部隊,再圖反攻。于是,李仲群和穆守先同返漢口,到宜都接了槍支,船到沙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把開到宜都接槍的許開鳳、何厚光兩部數千人編為七、八兩旅,新組建為黔軍第四路軍,推劉輔卿為第四路軍司令官、穆守先為參謀長、仲群為秘書長……后來,“穆守先也隨袁祖銘入川,任步兵第七旅旅長,進駐川東南”。
        1927年1月30日,袁祖銘被周瀾設宴誘殺,何厚光、劉輔卿(為袁貼身副官)都在現場:何厚光被擊斃,劉輔卿幸免……袁祖銘被殺后,穆永康即脫離軍界到貴陽花溪定居。
        《李仲群傳》中的這些表述,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思想革命進步的穆永康,也佐證了穆永康輔助袁祖銘建立黔軍的突出貢獻。穆永康急公好義、助人為樂、與人為善,身邊自然能凝聚起像李仲群、秦天真、劉超凡這樣的畢節同鄉。

      雪中送炭資助秦天真

        1936年6月,兩廣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等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幟,將其部眾改稱“抗日救國軍”,并出兵湖南,與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對立的態度。黔桂邊界的這支“抗日救國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原駐屯貴州都勻的桂軍演變而來的。由于桂軍中有一部分同情中共抗日主張的官兵和中共黨員的活動,因此,這支隊伍在黔桂邊境從事了一些抗日宣傳,曾發展到1萬余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秦天真同志在回憶錄《風雨八十年》109—113頁“在貴州抗日救國軍中”一節里,留下了對這件事的完整表述:
        1936年5月,我離開梧州到都勻高言志(1911—1986,秦天真貴陽同學,“高家花園”“言”字輩長子,其家后花園是貴州省工委所在地,未入黨前即為“九人工委”之一。1935年2月入黨。利用其特殊身份,不惜生命為黨工作多年,在后勤、事務、情報、經濟等方面多有貢獻)那里,得知龔澤霖在駐扎都勻的廣西桂系軍隊中供職。通過龔澤霖的關系,我以“余漢生”這個化名與廣西軍隊接觸,爭取做軍運工作。龔澤霖是我在貴陽高中讀書時的校長龔植三先生的侄子,原在貴陽搞抗日運動中與我有交往。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曾在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受我黨的影響,思想進步,不滿國民黨。
        6月1日,李宗仁聯合陳濟棠發動反蔣的“六一事變”,駐都勻的廣西部隊向其省境回撤。龔澤霖和我已結交的桂系軍人主張我搭乘他們的軍車去廣西再作計議。我認為這是繼續軍事工作的機會,便隨他們同車離開都勻。車抵獨山,他們把我介紹給與桂軍相好的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閻崇階(修文人,武昌起義后曾任戰時司令部督戰指揮官,在漢陽與清軍浴血苦戰)。這支軍隊以廣西境內的六寨為據點,進行抗日活動。龔澤霖知道閻崇階是個斯文人,正在拉大學生到他的部隊,就向閻崇階介紹,說我是復旦大學來的余漢生。閻崇階一派愛才的口氣和樣子,對我十分尊重和厚待。過去我聽說他1908年與席正銘、劉莘園等在貴陽成立歷史研究會于陸軍小學,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后來在蔣介石改編黔軍時受到排擠,有志于抗日反蔣。我即隨閻崇階離開獨山到了廣西六寨。他委我為“貴州抗日救國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
        由于蔣介石施加壓力,拉攏李宗仁和陳濟棠,李、陳發動的反蔣“六一事件”曇花一現。李宗仁的廣西軍隊不再需要聯合像“貴州抗日救國軍”這樣的一些地方軍事力量,也不愿再承擔對“貴州抗日救國軍”的補給,并力圖逼離廣西。在這種情況下,閻崇階約請穆守先來接替他任總司令。穆守先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這以后,與穆相熟的一些人也就陸續跑到六寨來。有一天,我在擺者接到從六寨“鳳鳴旅館”寄來的一封信,信封上寫的是“余漢生主任親收”,拆開一看,原來是畢節劉超凡所寫,他因與穆守先關系很好,已來到六寨,并從穆守先那里知道我在擺者的四縱。此后蘇世龍等接踵而至,他們都是愛國的青年,明知我是秦天真,卻都一直用我的化名稱呼,掩護著我……閻崇階當總司令時對我很信任,穆守先到任后對我也很尊重和信賴。
        《風雨八十年》112頁,記述了秦天真與穆永康倆同鄉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
        穆守先有意接近我,曾深有感慨地對我說:“中國的事情靠蔣介石是不行了,中國的出路只有靠共產黨。”又說:“我要跟著共產黨一起搞,周九爺(指周素園,曾為袁祖銘代理文案數年,與穆守先應該彼此相熟)是文人都跟著共產黨走了嘛,我是軍人更應該去!”慷慨激昂!我看他一片誠意,表示很贊許他的志向,并對他說:“那面的人我認識幾個,以后設法找他們談談,看看怎么辦。”他很認真,當即懇切地表示:“那好!我等你漢生的消息。”并把他在柳州、貴陽花溪的穆家水碾和威西門他的住家、重慶姓童的老丈人家,這三個聯系地點告訴了我,還直截了當地向我提出他要參加共產黨。我不置可否,只說等我與“那面”聯系好了再說……
        1937年初,穆永康旅居廣西柳州。在廣西六寨,穆永康雪中送炭,資助秦天真80塊大洋。在《風雨八十年》119頁“再赴上海”開頭,秦天真很動情地記述了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
        1937年3、4月的一天,穆守先來約我到餐館吃飯,毛景周(龍里縣人,貴州講武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1936年任黔桂抗日救國軍第四縱隊少將司令。在黃埔軍校時與周恩來有過接觸,后來在張發奎部隊任團長,與賀龍有過來往,保護過周逸群和李俠公)也在。我們三個人一起到一家餐館,席間他們都沒有談什么要緊的事,而顯得十分惆悵。飯后,穆守先突然對我說:“漢生,我很對不起你,算是我給你的一點微薄補助吧。你同‘那面’的人談妥了,一定要找我。”毛景周也向我表示了想找我黨的意愿。我知道這是因為廣西軍隊已經不客氣地派人攆“貴州抗日救國軍”離境,并開始動手收繳武器,穆守先要在廣西擁兵抗日,已經難以為繼,開始遣散“貴州抗日救國軍”的官兵,頗為傷感。他知我素無經濟來源,解囊助我。那時我身上八角錢也沒有,不要說八十塊鋼洋了。正愁沒有路費外出找上級黨組織聯系,就收下表示謝意……
        1941年(具體日期不詳),托秦天真找共產黨尚未如愿以償,穆永康即逝世于貴陽花溪寓所,享年56歲。作為一名要在廣西擁兵抗日的愛國志士,穆永康因未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壯志未酬。而“穆司令官”逝世的噩耗傳回畢節,白發人送黑發人,最傷心最悲痛的,肯定是時年74歲的劉文之先生——三年前,自己過71歲大壽,穆永康這位平生最得意門生所送的壽匾“春風化雨”和對聯不僅掛在他家的堂屋正中,還鐫刻在普宜街上穆永康為恩師所立“德圣坊”上:
        劉門繁有徒,受益最深為弟子;
        同學多不賤,教恩罔極是先生。
      (作者系畢節二中教師、資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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